Statute
Arbitration Law
11 published works
China Law Insight
根植本土，放眼世界——简评新《仲裁法》修订亮点
By King & Wood
作者：费佳 Holly Blackwell 杜卓南 杨桢 黄少汶 王佳傲 2025年9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新《仲裁法》”）修订草案，新《仲裁法》将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 本次修订历时四年多，是《仲裁法》自1995年生效以来的首次全面修订。新《仲裁法》在延续、完善现行仲裁规则与制度的同时，吸纳国际通行规则和实践经验，对于提升我国仲裁公信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 阅读更多
China Law Insight
最新《仲裁法（修订草案）》速览
By King & Wood
作者： Holly Blackwell , 赵冠男 和 杨桢 2024年11月4日，仲裁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首次审议，随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对1995年施行、后于2009年和2017年进行了部分修改的现行仲裁法进行了修订。 在本次修订草案之前，2021年司法部曾发布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2021年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2021年征求意见稿对仲裁法作出了全方位修订，引发了广泛讨论。修订草案相较于2021年征求意见稿则更为保守。 修订草案共八章，主要修订包括引入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增设“仲裁地”制度、增加“临时仲裁”制度，并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临时措施以及涉外仲裁适用范围等规定作出了修订。 阅读更多
China Law Insight
申请撤销涉外仲裁裁决事由的应用
By King & Wood
作者：黄滔 戴月 汪东怡 我国的撤销涉外仲裁裁决制度由1994年《仲裁法》及1991年《民事诉讼法》初步确立，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推动了仲裁事业的发展。而撤销涉外仲裁裁决事由并未由《仲裁法》专章规定，而是根据《仲裁法》第70条指向《民事诉讼法》第281条。具体撤裁事由则基本延续了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体现了我国仲裁司法审查制度的相对稳定性。 阅读更多
China Law Insight
《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评析与建议
By King & Wood
2021年7月30日，司法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仲裁法草案》”），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修订是我国仲裁界多年来的愿望。《仲裁法草案》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形势的发展，融入了大量仲裁实践经验和成熟可行的司法解释规范，并在诸多方面参考了国际仲裁的经验和做法。笔者在此根据仲裁实务的经验和对仲裁实践的观察，对《仲裁法草案》提出一点浅见，与大家交流。
China Law Vision
Upholding your Arbitration Clause Against an Insolvent Debtor
By Jia Wan, Hannibal El-Mohtar
Due to the COVID-19 epidemic, many observers are predicting an increase in claims relating to insolvency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arbitration clauses and agreements governing…
ILN IP Insider
Can Lawsuits under Breach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Clauses Be Suspended Through Preliminary Injunction?
By Hsiu-Ru Chien of Lee and Li, Attorneys-at-Law, Shih-I Wu of Lee and Li, Attorneys-at-Law
When civil disputes arise, in addition to seeking binding judgment through civil proceedings, parties can resolve the disputes through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mechanisms such as arbitration, settlement, and mediation. …
China Law Insight
统一与创新：探析仲裁司法审查的两个最新司法解释
By King & Wood
作者：迂峰 周垠 张文怡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部 2017年12月26日，最高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以下简称“《仲裁报核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仲裁审查规定》”）。本文旨在对两项司法解释的亮点和遗留问题做简要介绍和分析。 统一仲裁司法审查有关程序 1. 统一仲裁司法审查五类案件审查程序。《仲裁审查规定》具体规定了不同类型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当事人如何申请、法院如何审查等具体操作流程。这些具体规定曾散见于《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和认可和执行港澳台仲裁裁决的安排中，目前得到了统一。 2. 统一涉外和非涉外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的管辖法院。《仲裁审查规定》规定，仲裁机构所在地、仲裁协议签订地、申请人住所地或被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法院或专门法院均可以对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行使管辖权。 3. 明确案件受理阶段的三种裁定可上诉。《仲裁审查规定》明确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当事人对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驳回申请或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可以上诉。 创新仲裁司法审查制度与规范 1. 报核制度取代内请制度。最高法院此前以内部通知的形式建立了涉外涉港澳台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内请制度” ，为进一步保障裁判尺度的统一和法律适用的正确，此次颁布的《仲裁报核规定》用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报核制度，并将非涉外案件也纳入报核制度中。对于涉外涉港澳台案件需要作出否定仲裁协议效力、撤销或不予承认/认可/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下级法院均要逐级报核，最终由最高法院审核。非涉外案件，除当事人住所地跨省级行政区域的，或者以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不予执行或撤销仲裁裁决的应报最高法院审核外，其余由辖区所属高级法院审核。 2. 关联外国仲裁裁决可向我国内地法院申请承认。在《仲裁审查规定》中首次规定，即使被申请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均不在我国内地，但基于审理关联案件（与我们法院或内地仲裁机构审理中的案件存在关联）的需要（比如用外国仲裁裁决证明某些事实），申请人可以向我国法院单独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不必以执行该裁决为目的。 3. 支持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法律为准据法。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基础之上，《仲裁审查规定》进一步明确，在确定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时，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择适用的法律，而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的法律与适用仲裁地的法律会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产生不同认定，此时应将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法律作为准据法。 遗留问题 此次发布的两个司法解释虽有上述亮点，但也存在遗留问题待未来加以完善。 报核制度具体程序过于简单，尤其缺少审核期限的规定。目前看来，报核制度与内请制度似乎并无实质不同。据我们曾做过的案件检索（由于数据库有限也许是不完全统计），内请制度下，上级法院最终决定不予承认与执行一项港澳台或外国仲裁裁决的时间都比较长，起码要一年之久，有的甚至需要三年多，上下级法院间请示与批复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如果报核制度仅仅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内请制度予以明确，而对报请与审核的具体程序，尤其是期限没有规定的话，报核制度也有可能会延续内请制度低效的问题，拖延了仲裁裁决的执行。 未能彻底解决国外仲裁机构在内地作出的裁决的性质及其承认与执行问题。2013年最高法院在一案中认定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上海进行仲裁的约定是有效的仲裁协议。2009年宁波中院在一案中，认定国际商会仲裁院在北京仲裁作出的裁决属于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下的“非内国裁决”，并根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该裁决。上述最高法院案件必然会推动以我国内地为仲裁地的国外仲裁机构仲裁或外国临时仲裁越来越多，而上述宁波中院案件虽然将这类裁决认定为非内国裁决并适用纽约公约，但学术界与实务界对此仍不乏争论，此案尚无普遍的指导意义。此次颁布的两项司法解释使用了“外国仲裁裁决”，而非“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的概念，有人认为这说明最高法院有以仲裁作出地作为裁决国籍认定标准的倾向，但我们认为，不再使用“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这一概念，似乎更多的是为了将国外临时仲裁裁决纳入“外国仲裁裁决”概念中，而不是将国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裁决认定为内国裁决。国外仲裁机构或外国临时仲裁在我国内地仲裁作出的裁决，属于内国裁决、非内国裁决还是外国裁决以及后续的执行问题，仍存在争议，很遗憾本次颁布的司法解释未解决这一问题。 “认可”是否是香港仲裁裁决得以执行的必要前置程序。两个司法解释第一条第（四）项均规定“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裁决案件……”，似乎将认可程序作为香港地区仲裁裁决在内地予以执行的前置必要程序。显然，这与之前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中香港地区作出的仲裁裁决无需经过“认可程序”就能执行的规定存在直接的冲突。鉴于《安排》和两司法解释为同一效力级别的文件，上述不同的措辞是否会对司法实践造成困惑，仍有待观察。
China Law Insight
他山之石： “一带一路”国家 PPP协议争议解决机制经验借鉴
By King & Wood
作者：田文静、高振坤、田沈媛 金杜律师事务所公司证券部 当前，国内有关PPP协议[1]的争议解决机制，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特许经营协议为行政协议，属于行政法院受案范围而不可由当事人约定，且《仲裁法》第二条将“依法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排除在仲裁范围外，因此特许经营协议中不能约定仲裁条款，不可约定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只能提交行政诉讼解决。也有观点认为PPP协议更多体现民商事性质，应允许当事人约定仲裁和民事诉讼等争议解决机制。同时，基于最高法院在有些案例中将特许经营协议认定为民商事协议、而在另外案例中认定为行政协议，不乏观点认为应区分PPP协议或争议性质判断纳入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但目前国内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未确立区分PPP争议性质的清晰标准。 这些分歧和争议，给社会资本方在PPP协议中选择争议解决机制带来困惑，也导致PPP协议争议解决法律适用和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对我国PPP模式的应用和发展造成一定障碍，亟需在未来PPP立法中统一认识、消除分歧。本文结合国际组织、欧盟部分代表性国家、我们参与的“一带一路”国别及其他国别的PPP立法经验，以及相关法理和国内实践需求，尝试探讨国内PPP协议争议解决机制设置的可行思路，希望为PPP立法提供有益参考。 国际组织、欧盟诸国PPP立法经验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下称“UNCITRAL”）在2004年编写的《私方融资基础设施项目立法条款示范》第五部分第49条中，建议缔约公方主体与特许权受让人之间的争议，通过约定的争议解决机制解决；UNCITRAL《私方融资基础设施项目立法指南》第6章，将仲裁和诉讼均列为当事人可选择的争议解决机制。 世界银行2017年版《PPP合同条款指南》第8.3条，将国际仲裁和诉讼列为当事人在PPP合同中可选的两种争议解决机制。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下称“EBRD”）于2006年发布的《现代特许经营法律核心原则》第8条（现代特许经营法应考虑可执行的法院或仲裁裁决）指出，方式，现代特许经营法应规定根据适用法律制裁违约行为的可能途径，包括允许国际仲裁和执行仲裁裁决等。 英国《标准化PF2合同》第34章是英国PPP合同争端解决的重要依据，其中规定PPP合同须明确一定的争端解决程序，并且建议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高效、经济的争议解决机制。《标准化PF2合同》第34.2.2项指出，通常的争议解决机制包括三个阶段：（1）双方协商。（2）如果双方协商不成，则提交专家作出决定。（3）如果任何一方不满专家决定，可交由仲裁或法院判决。英国法下允许将PPP协议的相关争议提交仲裁解决。 即使在拥有较为发达的行政法律体系和司法案例积累、对PPP协议的行政合同性质不存在任何异议的法国和意大利，立法也允许将仲裁作为PPP协议的争议解决机制之一。法国法允许当事人在政府付费类的PPP合同（法国法下称为伙伴合同）和特定类型的特许经营类PPP合同中，将仲裁约定为争议解决方式。[2]意大利法规定公共合同包括特许经营合同和其他类型的PPP合同，允许在公共合同招标文件中设置仲裁条款解决合同争议；只是考虑公共合同涉及公共利益，意大利法设置专门反腐败监督机构监督公共合同争议仲裁审理，但仍未改变当事人自主选择仲裁员和一裁终局等仲裁的核心特点。[3] 国际组织PPP立法指南和部分欧盟国家PPP立法中关于PPP协议争议解决机制的安排，详见下表。 国际组织/ 国家 法律名称 PPP/特许权协议争议解决机制 提交民事/行政 法院诉讼 提交仲裁 世界银行 2017年版《PPP合同条款指南》 可以约定提交法院诉讼。 可以约定仲裁。 UNCITRAL 2003年《私方融资基础设施项目立法条款示范》 可以约定提交法院诉讼。 可以约定仲裁。 EBRD 2006年《现代特许经营法律核心原则》 现代特许经营法应规定根据适用法律制裁违约的可能途径，包括允许国际仲裁和执行仲裁裁决等。 英国…
ARBlog
Developments in KSA Arbitration Law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the "Kingdom") has taken great steps to modernise the country's arbitration law. A year has passed since the enactment of the partly UNCITRAL-inspired Royal Decree…
China Law Insight
论限制担任仲裁员的律师代理案件之规定的存废
By King & Wood
作者：叶渌 刘海涛 仇越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组 我国《仲裁法》第13条规定，仲裁委员会应当从公道正派的人员中聘任仲裁员。仲裁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一）从事仲裁工作满八年的；（二）从事律师工作满八年的；（三）曾任审判员满八年的；（四）从事法律研究、教学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的；（五）具有法律知识、从事经济贸易等专业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 1996年第一次颁布施行的《律师法》并未对担任仲裁员的律师代理仲裁案件作出限制。在2002年、2007年和2012年对《律师法》进行的历次修订中对这一点也没有增加任何限制性规定。但是，由司法部颁布并于2010年6月1日起施行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却禁止曾经担任仲裁员或者仍在担任仲裁员的律师（以下简称“律师仲裁员”），以代理人身份承办本人原任职或者现任职的仲裁机构办理案件。《处罚办法》第七条第（五）款（以下简称“第7.5条”）将律师仲裁员代理原任职或现任职仲裁机构案件的行为视为《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者代理与本人及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违法行为，应根据《律师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笔者认为，第7.5条的规定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与国际仲裁惯例和实务相悖，严重打击律师担任仲裁员的积极性。并且，易被仲裁当事人利用以阻挠裁决的执行。 第7.5条的规定缺乏存在的必要性。从该条规定的制定来看，司法部对于律师仲裁员的代理人和仲裁员的双重身份是否会影响仲裁案件的审理、因而减损当事人对仲裁公正性和独立性的信心存在隐忧。但由于仲裁机构和仲裁员之间关系的特殊性，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与法院和法官之间的关系不同，仲裁机构和仲裁员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仲裁员是一种资格，而非职务。被聘任的仲裁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不在仲裁机构担任任何职务。仲裁员在平时与仲裁机构几乎没有联系，只有在被选定或指定为某个案件的仲裁员后，才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与仲裁机构进行联系。且即便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仲裁员一般也只在开庭的时候会亲自前往仲裁机构的办公场所，其余时间都是通过书面方式与仲裁机构联系。在仲裁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仲裁员负责审理案件和作出裁决，仲裁机构的职能主要在于配合仲裁员管理案件。第7.5条意图避免的情形是一方当事人之代理人通过其与仲裁机构的特殊关系影响仲裁机构从而干预其他仲裁员作出公正的裁决。但鉴于仲裁员和仲裁机构关系的特殊性，律师仲裁员试图通过仲裁机构间接干预其他仲裁员独立审理案件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因而该规定缺乏存在的必要性。 第7.5条的规定打击了律师担任仲裁员的积极性，阻碍了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对仲裁员资格的规定非常具体和严格。从专业角度来看，被选聘为仲裁员的律师不仅是法律专家，还在各个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是仲裁员队伍非常有利的补充。在国内和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名册中，律师都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例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名册中近1000名在册仲裁员（包括外籍仲裁员），1/3以上的仲裁员是律师。[1]凭借着精湛的法律功底和丰富的办案经验，律师作为仲裁员充分参与到仲裁案件的审理对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对于律师而言，被聘任为仲裁员意味着被认可为某领域的专家，是一种资格，更是一项荣誉。但由于当事人选任仲裁员是随机的，因此律师被仲裁机构聘任为仲裁员后，需等待当事人的选任或仲裁机构的指定才会成为某个案件的仲裁员。在整个聘任期间，有些律师甚至一次都没有被选定或指定为仲裁员。律师的本职工作和收入来源仍旧是为承办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鉴于我国目前的状况，每个设区的市至多有一个仲裁委员会，而涉外仲裁机构更是屈指可数。限制律师代理其担任或曾经担任仲裁员之仲裁机构的案件的规定从效果上来看，相当于禁止律师仲裁员的在该机构代理任何仲裁案件，岂非有变相处罚优秀律师之嫌？如果这项规定继续执行，笔者相信大多数律师在生计和荣誉面前不得不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这无疑将造成我国仲裁事业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尤其是对于全国数百多家地方仲裁委员会而言,地域的局限性导致可以担任仲裁员的法律人才相对匮乏，因此律师在仲裁员中占据了很大比例。第7.5条的限制规定对于地方仲裁委员会的发展无疑会产生更为巨大和不利的影响。 再次，第7.5条的规定也不符合国际仲裁的实务。在国际仲裁理论和实践中，律师代理聘任该律师为仲裁员之仲裁机构的案件不被视为构成利益冲突。世界主要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均未限制在本会担任仲裁员的律师代理本会的案件。在国际仲裁界，许多威望极高的知名仲裁员同时也是优秀的执业律师。国际律师协会于2004年发布了《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2]该指引是国际律师协会的工作组成员在分析和归纳了各国判例后起草的有关仲裁中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的清单，就何种情形构成利益冲突向仲裁员、当事人、仲裁机构和法院提供了明确的指引。该指引按照利益冲突的严重程度分为红色清单、橙色清单和绿色清单，其中红色清单和橙色清单中罗列的都是仲裁员应予披露的情形，而绿色清单中的情形被认为不构成利益冲突，仲裁员没有义务披露。第7.5条规制的情形没有被罗列在红色清单和橙色清单中。唯一与第7.5条的规定略有关联的是绿色清单中列举的一种情形，即“仲裁员与当事人一方之代理人在先前另一案件的仲裁庭中曾共同担任仲裁员”。但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被认为构成任何利益冲突，更不用说律师仲裁员代理其现任职或曾任职仲裁机构案件的普遍情形了。《处罚办法》的规定显然与国际仲裁的仲裁员制度严重脱节。 最后，第7.5条的规定增加了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和被撤销的可能性，给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风险。虽然这项规定并非针对仲裁程序和仲裁规则，但却会被当事人作为申请撤销或不予执行对其不利的仲裁裁决的理由，损害裁决的终局性和执行力。笔者发现某中级人民法院在《处罚办法》出台后即审结了三起以该规定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而该法院在三起案件中却作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决。在2011年审结的一起案件中，法院以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系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以律师身份接受委托，担任其仲裁程序中的代理人，违反了《处罚办法》的规定，认定仲裁裁决程序违法，撤销了仲裁裁决。[3]而在2012年审结的两起案件中，该法院又以《处罚办法》是部门规章，不属于法院审理案件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范畴为由，对这一申请理由不予采纳。[4]由此可见，这一规定的存续给仲裁裁决的执行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仲裁实践中，这条规定被执行的概率实际上非常低。司法部颁布的《处罚办法》本身规范的对象是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对仲裁机构仅有参考价值，但不具有任何约束力。只有极少数国内仲裁机构，例如北京仲裁委员会和深圳仲裁委员会，出台了禁止仲裁员代理该会案件的规定，而大多数仲裁机构均没有设置类似的规定。《处罚办法》实施后，第7.5条的规定未能得到有效遵照和执行。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只要对方当事人不提异议，代理案件的律师因其是仲裁机构的仲裁员而主动回避的情况极少发生。由于仲裁机构对于律师并没有管理职能，即便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仲裁机构也不能强制其聘任的仲裁员终止与当事人的代理关系。第7.5条的规定也没有区分国内仲裁机构和国际仲裁机构。鉴于《处罚办法》对国际仲裁机构没有任何约束力，也没有任何参照价值，这项规定在国际仲裁实践中更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 律师协会的工作人员指出制定该规定的本意是禁止律师仲裁员在同一案件中担任代理人和仲裁员，导致明显的利益冲突，即在律师担任某案的仲裁员后，不得在将来的撤裁案件或执行案件中代理其中任何一方当事人。甚至有仲裁机构的工作人员声称司法部的官员也了解该规定在执行上实际存在问题，因此并不会刻意推动执行第7.5条的规定。无论如何，这项规定虽然在执行上存在诸多问题，但仍旧现行有效，部分仲裁机构还依据此规定制订了要求律师仲裁员不得在该仲裁机构代理案件的规则，这些都给律师仲裁员的执业带来极大的困扰。很多律师仲裁员也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规避这项规定。笔者在此呼吁早日废止该规定，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仲裁员制度，推动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 [1] 信息来源于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口头沟通。 [2] 参见《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IBA Guideline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载于http://www.ibanet.org/Document/Default.aspx?DocumentUid=e2fe5e72-eb14-4bba-b10d-d33dafee8918。 [3] “衡阳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白兰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案”，（2011）衡中法民一初字第5号，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4]…